漆黑的凌晨，我坐在书桌前，大脑空白，不知何往。

我不愿相信，我们敬爱的施天涛老师真的离开了我们。

那个在讲台上目光坚定、言语爽直的身影，那个在论文中一眼就能看出问题、毫不留情指出不足的老师，那个嘴上严厉、心里却始终牵挂学生的人，怎么会这样突然地离开？

怎么可能？！

施老师正处在学术生命的高峰。他对公司法、商法、金融法还有那么多思考，他的著作仍在不断修订，他关心的许多中国商事实践问题，仍在等待他继续阐释和回答。这样一位思想依然敏锐、学术创造力依然充沛的学者，因突发疾病猝然离世，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。

我只能在大脑中一遍遍想起旧事。我还有许多话没有对老师说，还有许多问题想向老师请教，还有许多成长与进步没有来得及向老师汇报。教师节，马上要来的教师节，我们还要去看望您啊。

如今，这些话再也无法当面说了。

一、他的严厉是一个老师对学生最深的负责

我们对施老师既爱又怕。施老师是一位严师。

他对论文的要求很高。问题是否真正成立，材料是否充分，文献是否穷尽，论证能否经得起推敲，他从不含糊。学生的报告有漏洞，他会当面指出，论文里有空话、套话，或者没有扎实的文献支撑，他会直截了当地批评。年轻的我们往往非常紧张，有时甚至觉得难堪。但走出校园以后，我们才越来越明白，那些不留情面的批评，恰恰是老师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。

施老师说过，他所要求的，不过是一个学生应当具备的基本知识、技能和学养。他还说，老师如果不批评了，学生反而应该想一想，老师是不是不再重视自己了。

现在回头看，确实如此。真正的严厉，不是显示权威，而是不肯看着学生敷衍自己的人生；真正的负责，也不是给出几句好听的评价，而是愿意耗费时间和心力，帮助学生发现问题、分析问题、解决问题。

施老师的严，背后是他的认真，也是他的温柔。

他在课堂和学术上近乎苛刻，生活中却随性、真诚、率真，没有架子。他不喜欢虚饰，不迎合别人，也不要求别人迎合自己；他欣赏诚实、踏实、正派的人，也愿意真心帮助这样的学生。他的喜怒都很真实，他的批评和关心也从不拐弯。

与他相处久了就会懂得，他把最柔软的一面藏在了严格之中。

二、对我而言，他不仅是导师，更是改变我命运的恩师

我出身贫寒家庭。一路求学，我深知，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能够走到更高的学术殿堂，除了自己的努力，更需要在重要关口遇见真正公正、惜才的老师。

2013年，我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攻读博士学位。施老师招收学生，不看家庭出身，不论贫富，不以关系亲疏取人。他看重的是一个学生是否诚实正派，是否愿意下苦功，是否真正具有学术兴趣和研究潜力。对当时的我而言，这份不拘一格、唯才是举的信任，不只是一次求学机会，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人生。

我的博士论文《论股权信托受托人的法律地位》，是在施老师与周小明老师共同指导下完成的。后来，我在博士论文基础上继续修改、补充，形成专著。著作出版前，我恳请施老师作序，他欣然应允。

在序言中，施老师认真评价了这部作品的理论意义和实务价值，也回顾了我的求学经历。他写道：“杨祥不仅学术兴趣浓厚，而且还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学生。他踏实、诚实、务实，品行端正，为人正派。我欣赏这样的学生。”

对先生而言，那或许只是几句朴素的评价，但对我而言，却是一生珍藏的勉励。一个贫寒家庭的孩子，能够得到恩师如此肯定，其中的温暖与分量，旁人或许很难完全体会。

我常常觉得，师恩之重，不仅在于先生教给了我多少知识，更在于他曾经相信我、托举我，让我看见自己可以走得更远。

先生给我的，正是这样一种力量。

三、他以一生为中国商法学筑基，也为法学教育立心

施老师是我国公司法、商法领域卓有影响的学者。

在我心中，他当然是一位学术巨匠。但他自己最看重的身份，始终是教师。

他长期从事商法学、公司法教学研究，参与多项商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工作，却始终认为，教授和学者的本职是给学生“传道”。他强调，好的法律要从解释论上阐释，不好的法律要从立法论上批判。这种独立、清醒而又面向中国实践的学术立场，深深影响了我们。

此刻，我反复想起陈寅恪先生在《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中的那段话——

“先生之著述，或有时而不章；先生之学说，或有时而可商；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”

一位学者的著述，后人或许会继续解释和讨论；一位学者的观点，也必然会随着时代发展而接受检验。但他以一生守护的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和学术品格，却能够穿越时间，照亮后来者。

对先生的学术人生，我也愿以此表达自己最深的敬意。

他的《商法学》《公司法论》，不是为了追逐数量和名声而写，而是真正“为教而写”。那些书凝结着他数十年的讲稿、读书笔记、课堂经验和制度思考。《公司法论》一版再版，成为一代又一代法科学生学习公司法的重要教材，也成为许多法官、律师和公司法务反复查阅的案头书。《商法学》体系宏阔而扎实，陪伴无数学生走进商法世界。书页上的每一处分析，背后都是他对知识基础性、系统性和实践性的坚持。

但先生留给我们的，远不止几本经典教材。

他教我们不能迷信既有结论，不能满足于背诵法条，不能用宏大概念掩盖论证的贫乏。他要求我们认真阅读、充分检索、追问规则背后的原理，并始终关注制度在真实世界中的运行。他鼓励学生提问，鼓励批判性思考，也要求一切批判建立在知识、证据与逻辑之上。

他教会我们的，不只是怎样写一篇论文，而是怎样像一个真正的法律人那样思考，怎样诚实地面对事实，怎样负责任地提出判断。

四、先生走了，但他的生命仍在学生们身上延伸

施老师曾说，学生毕业后在不同岗位上发挥才智，会让他感觉到自己生命的延伸与扩展。

以前读到这句话，我理解的是一位教师的欣慰。今天再读，却忍不住泪流满面。

先生离开了，但他并未真正远去。

他对学术的敬畏，已经进入我们的研究。他对事实和逻辑的坚持，已经进入我们的工作。他对诚实、踏实、正派的要求，也已经成为我们衡量自己的尺度。今后，当我面对复杂问题不敢轻率下结论时，当我一遍遍查找文献、推敲论证时，当我提醒自己不说空话、不走捷径时，我知道，老师仍在以另一种方式注视和教导着我。

在2025年毕业典礼上，施老师曾深情地对学生说，人类最珍贵的感情，莫过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；学生取得成就，可以向老师汇报，遇到困难，也不要忘了还有老师在。

可是老师啊，从今往后，当我取得一点进步，我该到哪里向您汇报？

当我在学术和人生中遇到困惑，又该到哪里去听您那直截了当、振聋发聩的批评？

我深感悲伤与痛苦。

在我未来的人生旅程中，从此少了一位可以仰望、可以请教、也可以放心依赖的好老师。

敬爱的施老师，感谢您在我的生命中出现，感谢您曾经选择我、相信我、教导我，感谢您以严厉而温柔的方式，照亮我求学和人生的道路。

作为学生，我们未来一定秉承您的教诲，把学问做扎实，把事情做认真，把人做正派，将您传给我们的学术精神、法治理想和师者之心，一点一点传下去。

范仲淹在《严先生祠堂记》中写道：“云山苍苍，江水泱泱。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

先生的身影已经远去，先生的风范却必将长存。

恩师千古。

学生杨祥泣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