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，围绕离岸信托的税务问题，市场上讨论很多。财新的报道提到，部分地方税务部门正在加大对离岸信托相关收益的审查力度，重点关注股息、股份处置等投资收益，并尝试将CRS信息与港股上市公司披露信息进行比对，以识别最终受益人和实际控制人。

这件事之所以引发高度关注，不只是因为“信托”两个字本身敏感，更因为它触碰了一个更底层的问题：税务机关能不能在没有清晰规则的情况下，直接把离岸信托当成应税对象来处理？

我认为，答案不能简单化。对离岸信托加强反避税监管，可以讨论；但若缺乏明确法律依据和可操作规则，就直接推进征税，风险很大。

一、离岸信托不是“免税壳”，但也不是“想征就征”的靶子

先说一个容易被混淆的概念：离岸信托（设在境外法域的信托安排），本质上是一种财产管理和风险隔离工具，不等于天然的避税工具。它可以用于财富传承、资产隔离、家族治理，也可能被滥用为逃税或隐匿资产的工具。

关键不在于它“叫什么”，而在于它“怎么用”。

随着全球税务透明化特别是CRS信息交换之后，税务机关可以把信托受托人、保护人、受益人等信息，与公开披露、账户流水、上市公司公告交叉比对，从而发现部分架构背后的实控人。从征管技术上看，这并不难理解；但从法律评价上看，能发现线索，不等于能当然征税。

我一直认为，税务机关当然有权识别交易真实性、识别是否存在逃税安排，甚至对明显的“先装入、后变现、再回流”的粗糙架构依法追缴。 但如果一个结构本身并不当然违法，税务机关就不能仅凭“穿透”二字，直接把一切离岸信托收益都归入应税范围。

发现问题，是征管能力；但解决问题，必须回到法律框架。

二、争议不在“要不要管”，而在“能不能直接套规则”

离岸信托征税之所以有争议，核心就在于中国目前针对信托的税制安排仍然不够清晰。

也就是说，信托收益在什么环节纳税、由谁纳税、按什么税目纳税、是分配时纳税还是视同分配纳税，法律层面并没有形成足够明确、统一、可预期的规则。

国内的信托税制都还没弄明白，离岸信托的税制问题更是复杂。

这就带来一个关键问题：不能因为境外信托看起来“像”某种投资载体，就直接套用个人所得税法中关于股息红利、财产转让、受控外国公司（CFC，指通过境外实体延迟或转移纳税义务的规则）等条款。信托不是公司，信托财产也不当然等同于委托人个人财产。

二者在法律结构上并不相同，税法解释不能偷换概念。

财新报道里提到，部分地方税务机关试图对离岸信托投资收益按20%征税，并伴随罚款或补税要求；但同一报道也指出，相关法律依据本身仍存在争议。 这恰恰说明，争议不是“市场情绪”制造出来的，而是制度供给尚未跟上的结果。

在我看来，这个问题至少包含三层：

第一，税目不清。信托分配给受益人的款项，可能是股息、利息、资本利得，也可能是不同资产组合的混合收益。不同收益对应不同税目，不能一锅端。

第二，纳税时点不清。是设立时、增值时、分配时，还是受益人实际取得时？如果没有明确规则，税负就容易变成事后解释，缺乏可预期性。

第三，归属主体不清。究竟是委托人、受托人，还是受益人承担税负？如果信托独立性得不到制度上的清晰确认，那么征税就可能在“穿透”和“独立”之间摇摆。

三、税收征管可以“穿透”，但必须守住税收法定的原则

这里我要说得直接一点：税收征管讲效率，更讲法定。税务机关征税，不是只要“看上去合理”就可以，必须有明确的法律授权和程序依据。这是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要求，也是现代税收秩序的底线。

所谓税收法定，通俗说就是：什么人纳税、纳什么税、纳多少税、什么时候纳税、怎么征收，都要有法律依据，不能靠临时口径、地方理解或者经验判断随意扩张。

如果没有法定授权，征税就容易滑向不确定的行政。

根据财新报道，部分地方税务部门对离岸信托收益的审查，事实上已经与此前对境外银行账户、券商账户跨境投资收入的监管收紧形成一脉相承的趋势。 这个趋势本身并不奇怪。全球税务透明化、CRS交换、跨境账户穿透，都是现实。

问题在于：监管加强，不等于法律可以后退；技术能力增强，不等于程序正义可以让位。

我尤其担心一种倾向：一旦税务机关掌握了CRS信息，又看到港交所、上市公司公告中披露的分红、股权变动和关联交易，就可能自然推定某个离岸信托“应当”纳税。但从我们律师视角看，这种推定只能是线索，不能自动替代法定认定。行政识别可以穿透，法律认定不能穿越规则。

换句话说，税务机关可以怀疑、可以核查、可以要求说明，但最终还是要回到证据、回到税目、回到税法解释。否则，今天可以“穿透”离岸信托，明天也可能“穿透”其他正常的跨境财富安排。那样一来，市场预期就会被打乱，合规边界也会变得模糊。

记住，税务透明化不是税务任意化。监管可以越来越强，但规则必须越来越细；穿透可以越来越深，但边界必须越来越清。

四、成熟的监管，不是“多收一点”，而是“依法征收”

在我看来，这轮离岸信托税务审查释放的信号很清楚：

第一，跨境资产安排已经进入更透明、更可追溯的时代；

第二，信托不再是信息黑箱，过去那种“只要放到境外就安全”的想法，已经不成立；

第三，未来的争议重点，不会是“税务机关看不看得见”，而是“税务机关能不能依法定性”。

从实务上看，并不是所有离岸信托都会成为税务审查对象。真正容易被盯上的，往往是那类结构粗糙、交易痕迹明显、时间点可疑的安排。

比如有些人设立离岸信托后，将上市公司股息分红直接分配到个人海外账户，或者资产处置后的款项并未进入信托账户，而是直接进入个人账户。 这种安排风险极高，因为它本身违反了信托的基本规则，很难说服税务机关相信：这是真正独立的信托，而不是一个“披着信托外衣的资产回流通道”。

这类情形，我的判断很明确：如果信托设立本身就明显服务于短期避税、规避披露、变相回流，那么被税务机关重点核查并不意外。但要注意，重点核查不等于当然征税，追缴依据仍然要落回具体事实和法律条文。

而对于那些基于长期家族治理、资产隔离、跨代传承而建立的信托，特别是设立时间早、结构独立、受托管理真实、分配规则清晰的安排，税务机关更应谨慎处理。

不能把所有离岸信托都默认成逃税工具。否则，不仅打击了正常的财富规划，也会损害高净值人群对制度的信任。 

本文作者

杨祥，法学博士，执业律师。专注于民商法与财富管理领域，具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多年实务经验，能够为客户提供全面、务实和有效的系统解决方案，包括但不限于家族信托、婚姻家事、遗产继承、私募资管、公司治理与证券纠纷，擅长处理重大、复杂、疑难的民商事争议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