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天有朋友问我，你如何看宗庆后遗产纠纷下一步？谁会胜谁会输？我想起易中天的那句话：

“未来无法预测，一切皆有可能。”

说实话，这个全民关注的世纪大案可真不好判：这边是情理，另一边是法器；这边是契约，另一边是正统。看看互联网上汹涌的民意，那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。主审法官的压力想见有多大。

朋友执意要我做一个预测，说你此前的分析或猜测在后来的事实中均得到了印证。这混淆了两个概念。其实，专业的分析与案件结果的预测不是一回事。

此前，之所以基于公开的报道信息，可以做出相对准确的推测，是因为学法者的法律逻辑功底，以及这么多年做信托业务实践经验。基于过往的经验，我们可以反向做出逻辑上的推演。

而要对司法裁判做出预测，那比登天还难。当然，本案的结果，毫无疑问是可以做一个大致预估的，只是，在法律关系的定性以及受害人的救济途径等方面，如能否认定各方成立信托关系、能否对受托人设立信托进行强制执行等，当下的我们还无法想象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境内了解信托的法官不多。更何况，这个案件太复杂了，涉及的法律关系太多，信托、遗嘱、涉外、代持等元素交织，这些关系剪不断，理还乱。该案还涉及代持型家族信托，代持+信托的效力，推定信托抑或回复信托等等，这些属于全新的信托前沿。我在之前的文章或报道中对此进行了专业分析，但也只是一家之言，大家在某些方面能达成共识，但往往也存在分歧。

总之，在杭州诉讼程序中，有关信托关系能否成立，能否去强制执行等，这些在能否获得法官的支持，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。

从诉讼策略的角度来说，我认为本案的争议解决，可能放在香港地区会更合适。我国香港地区适用的是普通法体系，具有成熟的信托制度与海量的信托判例，对推定信托、回复信托、信义义务、离岸信托等司法处置经验更为丰富。

对此，笑滔博士在其深度分析文章中，提出了强有力的论证。本人在此予以引用：

“香港地区法院适用于普通法，其中法院可以给予推定信托等法律救济，法院也拥有更多关于遗嘱信托受托人选任方面的权力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》的规定，关于信托的效力问题，如果信托文件没有指定适用的法律，应当适用与信托有最密切联系地的法律 。在本案中，信托财产位于香港，信托的设立也涉及香港的金融机构，因此，香港法律也可能被认定为与信托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。虽然本案的各方在《协议》中约定了由浙江法院进行专属管辖，但在诉讼实践中，管辖权问题仍然可能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。【例如原告可能撤诉后在香港地区提起确认信托有效性的诉讼，并认为该纠纷不属于《协议》约定的事项，效果可能会更优】。”

——以上引用自：落叶茶市，公众号Landmark Bridge，文章“宗庆后家族信托纠纷：三大事实、三大法律问题与三个救济手段”。

 另一个诉讼策略是，在受托人违反忠实义务等信义义务的场合，更换受托人通常是快刀斩乱麻的重要方式。

在本案中，亦可以作为重要的诉讼策略。更换受托人在我国香港地区通常更具有操作性。

要知道，在我国，更换受托人尚无落地的实操经验。因此，更换受托人的诉讼，建议在我国香港地区进行。

【本文作者】

杨祥，清华大学法学博士，民商法专家、资深信托实务专家，出版国内首部股权信托专著，合著《财富传承的治理之道：六大规划要务指引》（商务印书馆）。